宋國定 北京聯合大學考古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主持鄭州商城遺址、鄭州小雙橋遺址、新蔡葛陵楚墓等多項重大考古發(fā)掘項目，先后承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國家文物局項目多項。
以殷墟發(fā)掘為標志的商代考古已開展近百年，伴隨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fā)生、發(fā)展、成熟與繁盛的整個歷程，是中國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世文獻語焉不詳的情況下，依靠殷墟甲骨卜辭的研究與商代考古的豐碩成果，學者揭示出了一個中華文明早期發(fā)展階段最為輝煌的殷商文明時代。
在將近六百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商王朝在都城規(guī)劃營建、禮儀制度形成、喪葬制度建立、青禮器和玉器制作、文字使用等諸多方面，均為中華文明早期的鞏固和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此之前，中華文明經歷了以良渚文化、石峁文化與陶寺文化等為代表的古國階段和以二里頭夏代都城遺址為代表的早期王國階段。殷商文明創(chuàng)造出了不遜色于世界任何其他早期文明的絢麗畫卷，其精華被后續(xù)的周秦漢唐所繼承，并作為獨特的“文化基因”一直含蘊于今天的中華文化之中。
“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守民”：考古所見商代都城規(guī)劃制度
考古資料表明，目前發(fā)現的商代都邑性遺址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商代早期都城以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為代表，商代中期以鄭州小雙橋商代遺址和安陽洹北商城為代表，晚期都城的代表則為安陽殷墟。不同時期的都城從選址、規(guī)劃、規(guī)模、平面布局、營造方式等方面反映了不同的都城制度。
1.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反映的商代早期都城制度
鄭州商城考古與二里崗遺址的發(fā)現與發(fā)掘密不可分。1950年秋，發(fā)現鄭州二里崗遺址，二里崗文化也因此命名。1955年，發(fā)現鄭州商城，之后在鄭州商城西、南城墻數百米以外的位置斷斷續(xù)續(xù)地發(fā)現了圍繞鄭州商城的夯土城墻，被認為是鄭州商城的外郭城。20世紀70年代，在鄭州商城東北部發(fā)現宮殿區(qū)，先后發(fā)掘了數十處夯土臺基，并確定它們與城墻大體同時。1983年，在配合首陽山電廠建設的搶救性發(fā)掘中發(fā)現并確定了偃師商城。
從平面布局看，鄭州商城由內、外城和宮殿區(qū)三部分構成，面積達13平方公里。內城略呈長方形(圖1)，內城墻共發(fā)現大小十一處缺口，其中有些缺口可能與城門有關，城墻用黃沙土和粘土分層夯筑而成，質地堅硬，城墻多平地分段版筑而成，橫剖面略呈梯形，城墻外側發(fā)現有城壕；鄭州商城的外城墻，從東南角斷續(xù)地延伸到西北角，已探明部分在7000米以上，寬12-17米。筑墻前先挖基礎槽，城墻筑法與內城相同。外城墻從走向看，明顯是圍繞鄭州商城而建，是鄭州商城的外圍防線。
偃師商城最先建成的是小城，平面呈長方形，面積達81萬多平方米，四面城墻非直線走向，有的地段或內凹或外凸，城墻基槽較淺。后來建起的大城包圍在小城周圍，平面呈“廚刀形”，南部較窄形似“刀柄”，面積約190萬平方米，城墻夯筑方法為先下挖基槽，施完底夯后，逐層鋪墊并夯打，基槽口部略寬于墻體基部，大城已發(fā)現5處城門，其中經考古發(fā)掘證實的有3處。偃師商城的布局具有較強的對稱性，東西城門遙相對應，環(huán)繞大城城墻之外的護城河與城墻之間距離在10米以上，溝底有淤土堆積。城內、外道路大體可分四類：第一類是穿過城門的大道，第二類是城墻外側的順城大道，第三類是沿城墻內側的順城路，第四類指通向各主體建筑或建筑群內的道路。
2.鄭州小雙橋遺址和洹北商城與中商都城制度
鄭州商城都城的功能基本廢棄之后，商王室將都城遷徙至西北方向二十余公里的小雙橋村附近。小雙橋遺址規(guī)模宏偉，至少有600萬平方米，遺址四周迄今尚未發(fā)現城墻和城壕。都邑布局不是特別清晰，但規(guī)模宏大的宮殿宗廟區(qū)已被考古工作者揭露出來，北部和西北一角還發(fā)現了斷續(xù)的夯土墻基槽，推測應與宮城墻有關，該區(qū)域發(fā)現有大面積的夯土建筑基址和數量豐富的祭祀遺存。
洹北商城位于安陽殷墟東北部的洹河北岸，平面近方形，邊長2000米以上，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從解剖情況看，城墻僅存基槽部分，基槽寬9米左右。宮殿區(qū)位于洹北商城的南北中軸線南段，反映了中國古城布局重視中軸線的傳統(tǒng)。城內北部，分布有密集居民點，整個洹北商城也在數十年之后被廢棄。
3.安陽殷墟與晚商都城制度
1899年甲骨卜辭的發(fā)現，揭開了探索殷商文明的序幕。隨著安陽被確認為甲骨文出土地，學者對殷墟為商代晚期都城達成共識。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考古人員對殷墟連續(xù)進行了十五次大規(guī)模考古發(fā)掘，發(fā)現殷墟面積達36平方公里，是商代面積最大的都城遺址。殷墟遺址有兩個核心區(qū)域，一個是洹河南岸小屯村附近的宗廟宮殿區(qū)，另一個是洹河北岸侯家莊武官村一帶的王陵區(qū)。核心區(qū)以外分布著眾多手工業(yè)作坊、居址、墓地等功能區(qū)，各區(qū)域之間又以道路、水渠相連。從現有發(fā)現來看，殷墟周圍尚未發(fā)現城墻或環(huán)壕遺跡，與商代早中期的建城理念有一定差異。
在偃師商城發(fā)現之前，學術界多認為偃師二里頭遺址可能是早商階段的商湯亳都，而鄭州商城則可能是中商階段仲丁所遷之隞都。唯鄒衡先生堅持二里頭為夏都、而鄭州商城為早商亳都的觀點；偃師商城發(fā)現之后，不少學者轉而認為偃師商城為商湯亳都，鄭州商城仍為仲丁隞都，鄭亳說者仍堅持鄭州商城為商湯始建的亳都，而偃師商城則為早商陪都或輔都(即“太甲桐宮”)；鄭州小雙橋遺址和洹北商城很可能是中商時期的都城遺址，安陽殷墟則為晚商時期的都城所在地。
總之，從商代都邑的考古發(fā)現來看，無論是有夯土城垣的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洹北商城，還是沒有發(fā)現城垣的小雙橋遺址和安陽殷墟，古人從選址、城內布局到建筑工序、規(guī)模、結構和形式等都經過了前期的規(guī)劃和設計，而且在其營建過程中還進行了調整、創(chuàng)新和進一步完善。
“茅茨土階”“四阿重屋”：商代大型宮室建筑
夏商之前的古國階段，都邑內高等級建筑為人神共用，體現了濃重的神權信仰；進入王國階段，都邑內的高等級建筑明顯分為人用與神用兩種類型，即理政的宮殿建筑和祀神的宗廟建筑，而且逐漸形成了一套內容清晰的都邑規(guī)劃和建筑等級制度，為后來的周人及更晚的統(tǒng)治者所堅守。
鄭州商城的宮殿區(qū)位于內城的東北部。東西長約750米，南北寬約500米，周圍發(fā)現有斷續(xù)的夯土墻基槽，有些應該與宮城墻有關，在宮殿區(qū)之外也發(fā)現有一些比較零星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小者百余平方米，大者2000多平方米，建造方法大致為先挖基槽，然后填土、夯實，筑成臺基，再挖柱礎槽，槽中置柱礎、立木柱，最后填土夯實。根據發(fā)掘情況可以看出原建筑可能是有蓋無壁的“重屋”或“明堂”一類的建筑，為主要的布政之所。
偃師商城宮殿區(qū)位于大城南部居中的宮城內，自成一建筑群體，宮城平面形狀呈方形，總面積超過4.5萬平方米，已發(fā)現十余處宮殿建筑基址，多集中于宮城南半部，北部地勢相對較低。從考古發(fā)掘可以看出，宮殿區(qū)進行了多次改擴建，擴建后的宮殿區(qū)仍舊維持城狀封閉狀態(tài)，總體布局沒有根本性變化。
小雙橋的都邑布局不是特別清晰，規(guī)模宏大的宮殿宗廟區(qū)位于遺址東北部，從揭露情況看，有高臺型夯土祭壇和大面積的夯土建筑基址，宮殿區(qū)內發(fā)現有數量豐富的祭祀坑。
洹北商城宮城位于外城南部，鉆探發(fā)現的30余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均位于宮城城垣以內，顯示出嚴整有序的布局。其中一號基址平面呈封閉式四合院(圖2)，北部為主殿，南部是帶門塾的廊廡，西部有帶臺階的附屬建筑；二號基址包括主殿及兩側耳廡、西廡、南廡與門道、東廡、東廡東南的附屬建筑以及水井等。一、二號基址均位于宮城的核心部位，南北相鄰，二者規(guī)模、結構略有差異，或許反映了性質、功用的不同。初步推測一號基址可能為宗廟類建筑，二號基址應與王室生活有關。城內北部一些居民點之間的“空地”中還可見到單獨存在的大型夯土基址。這些基址通常面積較大，修筑也比較考究，從空間看有可能是多個居民點共享的公共建筑。
安陽殷墟宮殿區(qū)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周圍，屬于殷墟遺址的中心區(qū)域，宗廟宮殿區(qū)的東、北方瀕臨洹水，外圍并不存在防御設施。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小屯北發(fā)掘出五十多座建筑基址，自北而南分為甲、乙、丙三組。發(fā)掘者推測有寢殿、享宴或宗廟、祭祀類建筑；之后，又在小屯村附近發(fā)掘出五十多座夯土基址，勘探發(fā)現的大小不一的建筑基址近百座。宮殿區(qū)西部還發(fā)現了與宮殿相配套的池苑遺跡、高等級貴族墓葬和手工業(yè)作坊址等重要遺存。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代祭祀禮儀制度
殷商文明獨特的個性之一表現為濃厚的神權氛圍，這一點在甲骨文和考古材料中均有反映。商代的祭祀活動依據祭拜對象的不同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商代的天帝崇拜
甲骨卜辭中有“帝”字，“帝”很可能是商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神靈。從考古發(fā)現來看，鄭州小雙橋遺址東北部高于商代地面十余米的夯土高臺，很可能與祭祀天帝有關，有學者認為該夯土臺基的功能類似于后世的天壇，臺基頂部原來應該營造有具備特殊功能的建筑，除舉行祭天儀式外，很可能還有天文觀測或觀象授時的功能。
2.商代的社稷崇拜
商代祭拜社稷神的考古遺存相當豐富。例如，偃師商城宮城北部就有明確的社稷崇拜遺存，社神和稷神遺存東西相鄰，又以圍墻分開，為四周封閉的淺穴式遺跡，各自開門，內有豬牲等供奉品的瘞埋。社神遺存居西，規(guī)模較大，掩埋犧牲豐富；稷神遺存居東，規(guī)模較小，掩埋犧牲稍遜于社神。鄭州商城宮城北部也有比較明確的社神崇拜遺存，在東北城墻內側發(fā)現有狗牲祭祀坑和社神石等遺存。安陽殷墟宮殿宗廟區(qū)西南的方壇式遺跡很有可能是社神祭祀遺存，乙組建筑中的方壇遺存則可能是祭祀稷神之壇，和偃師商城不同，晚商時期開始將社壇和稷壇分離，所謂“前朝后寢，左祖右社”的格局大致到東周時期才最終完成，然而卻一直影響著中國數千年的都城布局，直到明清時期的北京城。
3.商代的祖先崇拜
殷商時代對列祖列宗的祭拜多在宗廟或王陵區(qū)舉行，其頻次之多和祭品之豐富，達到了空前絕后的地步。鄭州小雙橋中商都邑，在其宮殿宗廟區(qū)內發(fā)現大量人牲祭祀坑，如多人叢葬坑、男女雙人祭祀坑，牛頭坑、牛角坑及綜合祭祀坑等，有學者認為一部分祭祀遺存與商王仲丁征伐東夷族的藍夷有關，屬于在宗廟舉行獻俘禮的遺留；晚商殷墟宗廟區(qū)乙組七號建筑前面也分布有數量豐富的祭祀坑，可能也與獻俘禮相關。至于殷墟卜辭中大量與祖先祭祀活動相關的內容，由于其明確記載有豐富的供奉品，顯然無法與考古發(fā)現完全對應，不過從殷墟西北崗王陵區(qū)祭祀坑出土遺物分析，坑內大部分祭品很可能即殷墟卜辭所記載的祭祖活動的犧牲。
4.商代的其他祭祀活動
商代考古資料顯示，在宮殿和宗廟等大型建筑營造過程中及各種門類的手工業(yè)生產活動(尤其是鑄銅活動)中，也會舉行頻繁的祭拜禮儀，這在鄭州小雙橋遺址、安陽殷墟的考古發(fā)掘中均有發(fā)現。如鄭州小雙橋遺址宮殿區(qū)祭祀坑中發(fā)現的熔銅爐、銅礦石等鑄銅遺存，安陽殷墟宮殿區(qū)大型建筑舉行奠基儀式時的奠基坑、置礎禮、安門禮等；另外，在遇到重大的變故時或某種特殊場合，商代貴族也會舉行特別的祭祀活動，如鄭州商城內城城壕外側發(fā)現的三個青銅器窖藏坑應該就屬于這種情況，一次性將不同時期鑄造和使用的一大批王室青銅重器掩埋在城外已經廢棄的灰坑或水井中，盡管從現場能看到舉行了一定的祭祀儀式，但仍能感到這些瘞埋活動的突發(fā)性、特殊性和隨意性。
“事死如事生”：商代墓葬反映的喪葬禮制與社會結構
考古發(fā)掘資料表明，除安陽殷墟外，其他幾處商代都邑發(fā)現的商代墓葬相對較少，分布零散，未發(fā)現王陵區(qū)，似無規(guī)律可言。但從晚商都城殷墟發(fā)掘的一萬多座墓葬的考古資料可以看出，商代業(yè)已形成了一套包括王陵制度在內的貴族喪葬制度。
以安陽殷墟的墓葬材料為例，隨葬有青銅禮器的貴族墓葬約占墓葬總數的百分之五左右，而以隨葬陶器為主的平民墓葬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除此，殷墟還有一定數量的被稱為“奴隸”的非正常人口，地位低下，主要被用于祭祀活動，作為人牲或殉人，有一些死后被棄置于溝壑或垃圾坑中。這些墓葬材料反映了晚商都邑的人口構成比例、階層劃分和基本社會結構。
從平面布局可知，殷墟王陵西區(qū)是最初規(guī)劃的王陵區(qū)，全部埋葬直系先王，是真正的王陵區(qū)，而殷墟王陵東區(qū)則是在王朝發(fā)展過程中臨時規(guī)劃營建而成，其內埋葬人員比較龐雜，并非完全意義上的王陵區(qū)。直系商王的墓穴全部都是帶四條墓道的大墓，四條墓道或許象征著商王擁有全天下四面八方的土地。此種四墓道大墓埋葬最高等級貴族的墓葬制度在西漢之前一直延續(xù)了相當長的時間。婦好墓是目前發(fā)現沒有被盜擾的晚商王室成員墓葬，墓主“婦好”即武丁三個配偶之一，墓葬出土了數量豐富的大型青銅禮器和玉器等隨葬器物，與墓主貴為商王后妃的身份相符。這些隨葬品也成了殷墟考古年代學的標尺。
從現有資料來看，殷墟的墓葬和居址遍布各個區(qū)域，二者相距較近或交錯分布，很難說某區(qū)域是單純的墓地，有些墓地與作坊相鄰，這些墓葬應是居址內民眾或作坊內工匠死后就近埋葬形成的，體現了商人“聚族而葬”的喪葬制度，即學界普遍認為的基于親緣關系的“族墓地”，也有學者認為在血緣為基礎的“族”之上應存在地緣性的組織�？傊�，殷墟居民多為聚族而居，聚族活動，聚族而葬。大部分平民墓葬及普通貴族墓葬都是葬在各自的族墓地內，由此表明整個殷墟也是王所在的“王邑”及其他眾多族邑集合而成。
“器以藏禮”：商代青銅禮器及其反映的禮儀制度
青銅器是殷商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青銅冶鑄技術在商代有了顯著提高，銅礦開采和獲取銅料能力大大提升，冶鑄技藝愈發(fā)精湛，青銅禮器種類完備，數量大增，造型典雅、裝飾華麗，個體碩大，基本形成了一套體現身份等級的禮儀制度。青銅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之前的玉石禮器、漆木禮器、彩繪陶禮器等，成了整個殷商時代禮器群的核心。
商式青銅禮器以禮容器為核心類別。其中酒禮器為大宗，還有盛食器、烹煮器、水器等，除禮容器之外，還發(fā)現有青銅禮樂器、禮兵器和裝飾品等。
遠古先民祭拜神祇和魂靈，必用酒。酒精可以刺激人的神經，讓人興奮，醉酒甚至可以讓人進入迷幻狀態(tài)，以達到古人的“通神”目的。有酒就必然用到酒器，因此青銅酒禮器就成了殷商文明數百年間最為重要的禮器類型。殷商酒禮器有飲酒器爵、角，其次為斟酒器觚、斝，還有形體較大的儲酒器，如尊、卣、壺、罍、瓿和挹酒器斗等。從考古所見器物組合關系看，商式酒器以觚、爵為核心，低級貴族只能擁有數量較少的觚和爵，而諸如婦好墓這種高等級的貴族墓葬則擁有數十套觚爵組合。商代貴族在使用酒禮器時，先使用挹酒禮器斗將酒液從儲酒禮器中舀出，然后傾倒入斟酒器中，再由斟酒器傾倒入飲酒器。與酒相關的禮儀行為可謂一絲不茍，有條不紊。
青銅食器中方鼎格外引人注目，其采用四面方形的形制以象征天下的四面八方，只有最高等級的商王或王室成員、高等級貴族才配擁有，如鄭州商城青銅器窖藏坑出土的大方鼎就只能由商王在宗廟祭祀活動中使用(圖3)。從禮儀用途而言，方鼎是盛裝煮熟后、處理好的動物犧牲的肉食專用祭器，擺放在祭祀場所的特定部位。商代考古發(fā)現的著名的青銅方鼎有鄭州商城窖藏坑出土的八件大方鼎，山西平陸前莊發(fā)現的大方鼎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一組青銅方鼎等，商代晚期的后母戊大方鼎，婦好墓出土的后母辛大方鼎以及殷墟西北崗王陵出土的牛鼎和鹿鼎等。正是因為鼎在古代祭祀禮儀中的重要地位，逐漸被古人賦予了鼎——國家政權的象征意義，鼎文化也整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除了鼎之外，商代的青銅食器還有炊煮器甗和鬲、盛食器簋等。
青銅禮樂器種類較少，僅為高等級貴族所擁有，以來源于銅鈴的鐃為代表，一般為三或五件一組，為形制和裝飾相同，形體大小依次遞減的編鐃。數量多少應與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有關。商代晚期的兩湖地區(qū)盛行祭祀活動，因此在山野河岸多發(fā)現形體巨大的青銅禮器和樂器，推測與祭拜山川自然神祇、禳災祈福有關。
商代青銅禮兵器的種類較少，但數量豐富。主要器類包括戈、矛、刀、鉞、短劍和鏃等。青銅戈是冷兵器時代最常用的兵器之一，考古發(fā)現的戈有的是實用兵器，但裝飾豪華的青銅戈一般是禮兵器。青銅鉞是從玉石斧鉞轉化而來，是軍權和王權的象征，裝飾豪華，多為禮兵器。銅鏃多為雙翼鏃，用于遠射，消耗量大，考古發(fā)現數量并不多。
商代考古發(fā)現的青銅器還有車馬器、數量有限的農具、手工工具、裝飾品和雜器類等。其中銅鏡的功能比較特殊。青銅鏡最早的功能主要是宗教信仰用品，多見于貴族墓葬中，用于壓陰辟邪。如殷墟婦好墓隨葬的銅鏡就不是用來梳妝照容的，更可能具有辟邪的功能。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商代的手工業(yè)
考古發(fā)現表明，商代的手工業(yè)生產非常發(fā)達，尤以青銅禮器的生產最為重要，在鄭州商城、洹北商城和安陽殷墟都發(fā)現有豐富的青銅冶鑄遺存，鑄銅作坊往往不止一處；其次為玉石器、漆木器與白陶禮器的制作和燒造；日常所用的兵器、手工工具、陶器、漆木器、石骨角蚌器等也都以標準的專業(yè)化生產為主，在低級聚落中可能存在家庭化生產的現象。總之，商代的手工業(yè)生產主要集中在王都或高等級城邑，尤其在王都最為發(fā)達。
以產品類別論，禮器的制作為重中之重，禮器中又以青銅禮器的鑄造為首要，其次為以玉石器為代表的非金屬類禮器的制作，日用陶器等多為大規(guī)模專業(yè)化生產。
最后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從考古發(fā)現的酒器種類和數量推測，商代釀酒業(yè)同樣有很高的發(fā)展水平，商代貴族祭祀、日�；顒雍蛦试岫Y儀中大量用酒，消耗量很大，其中的鬯酒又需要特別釀造和調制，背后一定離不開大規(guī)模釀酒業(yè)的支撐。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早于甲骨文的商代文字
商代甲骨文字的發(fā)現對理解殷商文明具有重要意義，由此也引發(fā)了關于中國文字起源問題的長期討論，對此學術界有漫長起源說和短暫突現說兩種觀點。甲骨文研究成果表明，晚商時期已經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在近年的商代考古發(fā)掘中早于甲骨文的商代文字也有了一系列重要發(fā)現：鄭州商城發(fā)現的刻畫于牛肋骨和股骨骨料的習刻文字、陶器表面的刻畫文字和符號，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祭祀用器——陶缸表面的朱書文字和陶器表面的刻畫文字等。這些發(fā)現證明，在甲骨文之前，商代先民確曾在陶器、骨料或其他載體刻畫或書寫文字，只是目前類似的考古發(fā)現還比較少且零星。
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是用軟筆蘸朱砂等顏料書寫于陶缸器表或口沿內側，這些陶缸多出土于祭祀區(qū)的地層和遺跡中，從文字的形態(tài)結構看，與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屬于同一系統(tǒng)，與祭祀活動關系密切。陶器表面出土的刻畫符號可分為兩種：一種可能是具有表意功能的符號，另一種為圖案。
近百年的商代考古已經取得巨大成就，廓清了殷商文明的內涵，為探索中華早期文明的發(fā)展作出了突出貢獻。我以為，在今后的考古研究中以下幾個方面仍需要繼續(xù)關注：首先，從考古學上明確商文化的核心內容，追溯商族起源和早期發(fā)展歷程，探討商文化突出神權的鮮明特點。其次，商代都城考古成果斐然，學術成果引人注目，但商代都邑的布局制度及都邑等級制度等文化內涵仍需開展深入研究。第三，商代復雜繁縟的祭祀形式和禮儀制度的來龍去脈，仍需重點關注。最后，晚商甲骨文是明確成體系的成熟文字，這是學術界的共識，在陶器朱書文字發(fā)現的基礎上，利用科技手段，從文字載體、書寫技法、顏料、黏合劑以及文字結構等方面繼續(xù)探索中國文字起源也是今后商代考古不容忽視的內容。
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