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佛”吳宗國：非學不言
作者：孟憲實
發(fā)于2022.9.12總第106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宗國先生1934年出生在江蘇南京，8月7日下午離世，享年89歲。學生們正在籌劃的90華誕文集，永遠停滯在剛剛出發(fā)的路上。吳先生給人的印象是淡雅悠然，本來人人都認為他會百年長壽。
吳先生靜靜地離開了，帶走了一代人特有的風度和情感，未來學術(shù)界會怎樣估量其學術(shù)損失，現(xiàn)在還是未知數(shù)。這一代人伴隨著新中國一起成長，經(jīng)歷了所有的風雨磨難和歲月靜好，這對理解新中國的歷史真諦不可或缺。今后，有關(guān)新中國成立前后的親歷者言說將越來越少，直到有一天只能到文字中去尋找。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
8月11日，八寶山告別先生之后，學生們匯聚在一起共話師恩。有人看見過吳先生發(fā)脾氣沒有？大家的答案十分一致：即使先生不同意，也會笑臉勸說。雷聞(北師大歷史學院教授)講起自己博士論文設計之初吳先生是如何說服他修改的，沒有一句嚴厲之辭，循循善誘，終于改成滿意的結(jié)構(gòu)。
學界有人送吳先生綽號“笑佛”，真的很貼切。良師的含義自然是學生學業(yè)精進的促進者，否則無法定義“師者”。讀書過程中難免遇到問題，向先生提出，吳先生的回應幾乎是固定的，先是微笑點頭，這是肯定的意思，然后一句：“這應該問你��！”于是，你得把問題梳理一遍，講出自己的看法。這之后，他再進行解釋，通常說的是，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慮，如何如何。先激發(fā)學生的思考，然后提供方向。后來我自己當老師，也是如此這般回應學生的提問，效果極佳。讀《論語·述而篇》，有“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之說，才知道吳先生這樣的引導方法原來是有傳統(tǒng)的。
學術(shù)思考，是學術(shù)活動的基礎性工作，面對學術(shù)問題時，如何開始工作，是所有人的始發(fā)問題。貞觀之治是唐朝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從汪篯先生到吳先生都有過系統(tǒng)研究，我對這個問題也有研究興趣，而史書關(guān)于魏征與房玄齡的記載傾向令我不解。房玄齡是主要宰相，長期位于行政中樞的中心地位，史家也承認房玄齡作用重要，甚至有“房謀杜斷”的成語流傳下來，可是看貞觀時期的文獻記載，房玄齡的記載很少，遠不能跟魏征相比。是因為魏征的言論較多，思想性更強嗎？就此請教吳先生。吳先生首先承認文獻確有如此特點，同時指出還有其他視角需要考慮。一是要考慮到皇帝是朝廷核心，魏征的工作圍繞皇帝進行，所以文獻多所記載；二是要考慮三省制運作的特點，中書門下是決策機構(gòu)，而尚書省是行政中樞，房玄齡主要領導尚書省，朝廷日常運作無法詳細記載，也沒有必要。吳先生的看法，是可以上升到方法論高度的，這不就是“無中生有”的觀察法嗎？
讀史料，從史料中尋找學術(shù)問題，這是研究生階段的必修課。在北大的漢唐史研究生中，基本訓練就是跟導師讀《資治通鑒》。在一般人看來，《舊唐書》與《新唐書》對讀意義明顯，同一個歷史人物在兩部書中評價不同，所屬專卷不同，甚至所述事跡也不同，這便是歷史問題發(fā)生的關(guān)鍵處，至于《通鑒》，本來晚出，史料價值怎可與兩《唐書》相提并論呢？吳先生則認為，從史料占有的角度看，《通鑒》書寫時唐代史料依然豐富，與兩《唐書》處于同一水平狀態(tài)下；從后出專精的情況看，兩《唐書》都在《通鑒》的視野之內(nèi)，《通鑒》更有條件修正不足；尤其是體例不同，《通鑒》更重視史料的時間性和歷史評論，從而達到史學的更高標準。但是，《通鑒》因為體例的緣故，制度史重視不足，記得當時還要配合《唐六典》一起閱讀。多人會讀，是讀書時代最美好的記憶。
吳先生1953年入讀北京大學歷史系，然后留校做汪篯先生的助教，而汪先生是陳寅恪為數(shù)不多的幾位研究生之一。上世紀90年代，陳寅恪的影響從學界走向社會，如日中天，“重回陳寅恪”“從陳寅恪出發(fā)”等口號在史學界響徹云霄。原本從學術(shù)淵源上說，這正是宣傳陳寅恪學脈傳承、強調(diào)自身學術(shù)正宗的良好時機，作為學生的我在閱讀《陳寅恪最后二十年》的時候，就深以與陳寅恪存在學緣關(guān)系而暗自慶幸。這時，吳先生的迎頭棒喝陡然響起，至今都有振聾發(fā)聵的感覺。吳先生多次鄭重指出：陳寅恪的學術(shù)是大家共同的資源，不屬于誰家私有；神化陳寅恪是有害的。回顧當時情形，吳先生此言，是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敢言。
指導學生讀書，避免學生走彎路，這就是良師。記得有教育家說過，導師的使命就是為學生節(jié)省時間。時間就是生命，少走彎路，提高的是生命的效率。
“非學不言”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吳宗國先生都是純粹的學者。吳先生的影響所及基本不出學術(shù)界，所有的文章、著作都是學術(shù)性的，近些年有人邀他作講座，涉及的內(nèi)容仍然是學術(shù)的。在新媒體時代，跨界幾乎是常見現(xiàn)象，有人就是因為擅長跨界，影響巨大，風生水起。但吳先生一直嚴守學術(shù)的邊界，像一位邊界哨所的老戰(zhàn)士，十分警惕跨界的危險。
吳先生70年未曾脫離歷史學界，未曾離開北大歷史系，但他幾乎從不談及北大和歷史系往事，而這幾乎是所有學生最感興趣的話題。學生很想知道，在北大那么多著名故事中先生處于什么位置，如今時過境遷又是怎樣評價那些北大的過往呢？但先生的弟子沒有人會去追問這個問題，如同有一條界河，先生不說，學生不問。北大的歷史在先生這里不是研究對象，是被嚴格摒棄的化外之地。北大的歷史，只要言及就是觸動，只能欲說還休。
其實，這是先生的一個重要原則：非學不言。學者因為所學成就專家之名，謹守學問之道是學者的本分。非學不言，如同孔子討論的非禮勿言一樣，應該是學者的言行標準。當然，人們見到很多以學者自居而又夸夸其談的人�！皩＜摇敝皇窃谌魏苇h(huán)境下都具有褒義，在自己的本行里提供專業(yè)認識和建議是學者的責任和義務，受到尊重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受到名利誘惑，跨界施為，則會玷污學問之道。吳先生認為，學者即使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內(nèi)，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承認自己的有限是專業(yè)性的體現(xiàn)，超出專業(yè)范圍則必須打住。自以為是，呈口舌之利，以專家的名義大講外行話，即使不是招搖撞騙，也同樣面目可憎。
非學不言，包括政治問題。通過歷史討論政治，借古喻今，是我們今天常見的話題模式，但在吳先生這里是絕跡的，是考古學上的生土層。對此，吳先生是有所解釋的。政治與歷史是兩個門類，沒有研究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妄談政治，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也不能保證影響事物的正確走向。
那么，歷史學不具備現(xiàn)實意義嗎？影響現(xiàn)實社會不是歷史學應有的意義嗎？吳先生則認為，歷史學研究歷史規(guī)律，對現(xiàn)實社會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國家在制定政策、決策國是之時確需借鑒歷史、把握歷史方向，但借古喻今的方式不可取，中國在這個方面吃虧太多，這是歷史學界必須充分吸取的大教訓。新中國史學，最大的教訓就是混淆史學與政治的界限，自認為貢獻于時代，其實不僅誤導了社會，也反戕自身，致使史學喪失了自身的價值和獨特性。經(jīng)先生這么一說，我才豁然明了，曾經(jīng)的史學走過彎路，老一代史學家刻骨銘心。
1991年，我在新疆師大工作，考上北大歷史系助教進修班，從此與吳先生開始了不解之緣。幾年之后，有一次跟先生說起那次考試，先生給我講了一個重大史學原則，讓我至今不忘。那次考試我的成績較好，先生認為基礎不錯，但是發(fā)揮題走得太遠�！案銡v史的，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把握住一個原則：歷史與現(xiàn)實的界限不可越界。學術(shù)研究不容易，越界就容易犯錯。”
那以后，我漸漸明白，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存在著一條復雜的界限，“昨天的現(xiàn)實就是今天的歷史”是簡單化的表述，充滿了誤解。用歷史學的方法分析現(xiàn)實，在資料具備的條件下是有意義的，但簡單對應，起手便錯。
學者受到社會尊重，是因為專業(yè)的純粹性，但太重視自身的純粹性，是否會影響社會功能的發(fā)揮呢？這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學界并非鐵板一塊。吳先生認為，史學作為基礎的人文學科，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是正�，F(xiàn)象。學者不能滿足于穩(wěn)坐學術(shù)象牙塔，普及“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的歷史學常識是歷史學界的社會義務，是回饋社會的重要途徑。正是因為先生一貫這樣主張，所以我在走上《百家講壇》的時候沒有一點學術(shù)的后顧之憂，底氣十足。后來講座的內(nèi)容出版，先生還親自作序，予以鼓勵。
我體會，先生的學者人生，在“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之間。有所不為是底線，界限分明，不敢越雷池一步；有所為是天空，自由馳騁的空間巨大。綜合地看，可以概括為天地寬廣而有度。
“不要緊，我來看看”
吳先生研究的領域主要是唐史。因為多年的教學積累，他寫過隋唐五代史教材，凡這個時段的基本歷史問題無不涉及。汪篯先生曾對北朝以來的經(jīng)濟史進行過深入研究，吳先生繼承了這一點，以經(jīng)濟史為基礎治隋唐史。但綜合地看，他的唐史研究還是以政治制度史為主。
政治制度史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是唐史研究的核心性課題，在北大歷史系尤其受到重視。從淵源看，這與陳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傾向不無關(guān)系。把制度當作文化傳統(tǒng)的重點、考察制度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地位，可說是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給后人的基本啟迪。事實上，制度史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陳寅恪討論了從禮制、音樂到財政等六個基本方面，呂思勉先生著《中國制度史》將衣服、飲食、婚姻、國體等都納入討論，竟然設計了17章。如此，則制度史研究幾乎無所不包了。吳宗國先生的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并非如此，重點十分突出，一是三省制，二是科舉制。
從秦漢到隋唐，中國歷史迎來了新的巔峰狀態(tài)，而政治制度的演變也十分鮮明，秦漢的三公九卿制度演變?yōu)槿×恐贫取Ｋ�，三省制是隋唐的歷史新成果，最值得深入研究。吳先生梳理三省制度的歷史，認為六部從漢代尚書發(fā)展而來，形成隋唐之初的集體宰相制。三省分工是核心問題，大體上說隋文帝時已經(jīng)具備了三省制的體制，但中書、門下分工尚有欠缺，所以吳先生重視隋煬帝時門下省給事中的設立，至此三省制度才算正式建立起來。尚書省長官是行政首腦，類似漢代的宰相。有了中書、門下兩省，決策機制成為三省制的靈魂，這是三省制區(qū)別漢代宰相制的關(guān)鍵。當然，唐代三省制后來繼續(xù)發(fā)展，中書門下作為宰相機構(gòu)，決策行政再次合流。吳先生用“變”字解釋唐代制度，不斷變化是唐代制度史的靈魂，而研究更應該隨時發(fā)現(xiàn)變化的問題。
科舉制度是隋唐時期的另一項重大制度創(chuàng)新，影響中國一千多年�？婆e制是在批判揚棄九品中正制的前提下發(fā)明的新制度，在制度的核心內(nèi)容上又是對漢代察舉制的擇優(yōu)繼承。吳先生對士族門閥的討論不多，但抓住了實質(zhì)。針對日本學者習慣把士族稱作貴族的傳統(tǒng)，吳先生特別強調(diào)士族與貴族的本質(zhì)區(qū)別，認為士族等級影響選官，但士族的等級還是祖先官品的體現(xiàn)；而傳統(tǒng)貴族是由部落貴族發(fā)展而來，血統(tǒng)性才是貴族的本質(zhì)特征。科舉制的優(yōu)點是取消士族在九品中正制中享有的特權(quán)，開放了國家的選官系統(tǒng)，更多人才得以顯露才華，報效國家與實現(xiàn)自我統(tǒng)一起來，從而成為中國的千年制度。
對于唐代政治史，吳先生也有選擇，突出的是貞觀之治研究。貞觀之治不僅是唐代政治成功的典范，也是古代中國政治成功的典范。研究貞觀之治與研究唐太宗不可分，吳先生認為唐代最有研究價值的皇帝有兩位，一是唐太宗，二是武則天。
他還曾寫過一篇短文《“天寶之亂”是由于“置相非其人”嗎？》，指出天寶之亂的問題不能只看李林甫、楊國忠，這開脫了唐玄宗的責任，是儒家為尊者諱的一種典型手法。這一觀點啟發(fā)了丁俊，她的《李林甫研究》因而得出了更多適中的結(jié)論。
最近一些天，重讀吳先生，感慨良多。原來，自己的頭腦里印滿了先生的觀點，時間久了有的觀點還以為是自己的重大發(fā)現(xiàn)呢。跟先生聊天，多以學問為主，有時先生很自然的一句話，竟然引起我內(nèi)心的巨大震蕩�，F(xiàn)在重讀才發(fā)現(xiàn)，其實很多問題多年前先生的文章里早有討論，只是沒有引起我的重視而已。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xiàn)象呢？原來，理解先生也需要時間。如今，再也不能當面聆聽先生教誨了，重讀先生著作，將成為今后請教先生的唯一途徑。
有一件事我終生難忘。1994年9月，我正式到北大報到，從北大南門進入。保安是個小伙子，拿過我的報到證看了又看，然后對我說：“報到日期是后天，你現(xiàn)在不能入校�！辈荒苋胄＃课伊⒖虝灹�。三天兩夜的火車，從烏魯木齊硬座到北京，現(xiàn)在不讓入校，我能去哪？只能向吳先生求救。先生接到電話，聲音渾厚溫存：“不要緊，我來看看�！蔽伊⒖谈杏X天不會塌了。
先生騎自行車來到南門，不緊不慢地放下車，走到保安近前才說話：“研究生的宿舍已經(jīng)安排好了，他住46樓1032號。前兩天報到的同學已經(jīng)入住，為什么不許他入校？”先生頭發(fā)花白，語速不緊不慢，字字都很關(guān)鍵。
這時保安的一位女領導來了，一問情況，立刻對他說：“我們的學生來報到，你不讓他入校，讓他去哪？”我至今都有點感激，她竟然說“我們的學生”。女領導還向吳先生道歉，先生說：新來的，需要適應，不要緊。說完騎上車，慢慢離去。
多年來，我有問題就向先生請教，上門也好，電話也好，毫無阻礙。這種請教方式一直延續(xù)至今，我甚至不記得他是什么時候退休的。
現(xiàn)在，先生真的退休了。我的內(nèi)心出現(xiàn)了一大塊空缺，我知道，這將永遠無法填補。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中國新聞周刊》2022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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